1.听觉对不熟悉的目标语更“挑剔”
听者对外语发音要求高于母语是必然的,因为母语的语言文字在人脑中已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音、形、义的知觉和理解、提取的使用机制，在母语交际中，即使有时言者在输出时发音不怎么地道、清楚、甚至不准确，听者在输入时也会自动、快速、熟练地进行预测、知觉、理解或失败、修正、再理解，直至最终和言者的意图达成一致(当然也有理解不成功的时候，那只能动用其他手段，如在条件允许时要求重讲等，使交际得以继续，否则就中断了)。在此过程中，言者的发音质量往往不被计较，而不成为听者对之敏感的因素。外语就不同了。发音质量成了敏感因素。在交际过程中，只要有些微的“风吹草动”，听者的注意力、知觉敏感度和理解的准确度就会打折扣。作过磁带听力练习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哪怕有人在身边无声地走过都会“带走”一连串的话语。因此，听者往往期盼言者吐字清晰、准确、易懂。这是因为外语学习是在“非语言环境”的“真空”中进行的，一旦进入真实交际状态，较容易受到真实语境中难免的发音缺陷或发音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
在听、说交际时，听者需要时间去反映、提取、理解,而语言交流的速度是不以听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交际的时候，“主动权”掌握在言者手里，当听者的输入速度跟不上言者的输出速度时，理解会失败。这在母语和外语交际中都可能发生。但由于在母语交际时可以动用的附加手段要远远多于外语，这种情况发生的比率会远远低于外语。
因此听者对外语发音的要求高一些是正常的心理状态。然而，目前的实际状况是很多人对此要求有点过头。如果每每“计较”言者发音的好坏，一味“以音取人”，就会打击言者的自信，使之处于“欲言口难开”的境地。
2.对非标准英语语音排斥的心理倾向是实验室效应的产物
限于条件，外语学习的听力训练一般不可能做“实地演练”而只能在语言实验室里进行。
因此，所听内容不能以真实语境中的真实个体的各种形态的声音为载体来表达，而只能是由录音磁带上的正规、地道、标准的语音来体现。听惯了标准音而又缺乏实地训练的人，一旦离开语言实验室就得去适应“凡夫俗子”的口音。但由于人的思维定势，在“去适应”还是“使适应”之间，听者会无意识地倾向于后者：老是会感到他(她)说得怎么就不“挺括”，比录音磁带上的差多了，我怎么听怎么就感到不地道?可他们没有想到录音带上的是“国标”。即使是中国人讲中国的国语，有几个达得到“国标”，更何况要缺乏语言环境的中国人达到英语的“国标”?反过来，若让对别人发音要求颇高的人自己讲英语，又有几个能真正地达到他们自己对别人所期望的呢?总之，要想真正获得听力，只有努力使自己那被“阳春白雪宠坏了的”耳朵走出实验室，放下“架子”，和“下里巴人”作“零距离接触”，努力去“迁就”、适应各色声调、口音。
其实，来自同一母语群体的人，有着同样的发音习惯，说外语时易受同样的母语语音负迁移的影响，对本族人即使不怎么地道的英语发音也比实验室之外的地道的英国人或美国人的话语容易听懂。据此，一个人外语的音发得标准与否对其本国人的听力理解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之要求过高实际意义不大。
(二)经济落差导致盲目崇拜
1.从广东话、上海话在国内的地位演变看经济发达地区语言的“主导性”
社会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都告诉我们，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往往以“老大”自居，在跨国
或跨地区语言交流时不屑使用落后地区的语言，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们却又截然相反，他们往往以能使用“强国语言”而感到自豪。例如由于经济较落后，苏北话就长期被人看不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广东经济崛起，再加上在香港地区广东人的数目占绝对优势，而广东话又是香港的“普通话”，一时间广东话成了时尚。电影、电视剧里常常可以看到操着拖 “广东尾音”的普通话的小老板不是被人羡慕得要死，就是个骗倒一大帮人的大骗子。再如，上海人以前被人看不起，说是上海人“门槛精”，滑头、小家子气。因此上海人到外地不敢“露真容”，更不用说开口讲上海话了，一则怕被人看不起，二则别人也听不懂。可近年来“城市的高度越变越快，上海让人越看越爱”，新??学说上海话为乐。于是乎上海话培训班应运而生，尽管国家一再提倡讲普通话，而普通话在上海又完全管用、够用。顺便提一下，现在上海的浦东又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说不准到时候“浦东话”也成了人们争相学说的新宠。
